易涵碧教授全面建设病理解剖教研组
易涵碧(1923—1970)，女，湘雅医学院第22届，1948年毕业后留校，1954年起任病理解剖教研组主任，为我校病理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我们在湘雅医学院读书时，易老师教我们病理学，毕业后留校在病理解剖教研组工作时，易老师为病理解剖教研组主任，全面抓教学、科研、检验及师资培养工作。她专业知识渊博，三尺讲台是她永远的眷恋，言传身教，诲人不倦，她的言行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庆祝湘雅医学院建院90周年的日子里，彭隆祥(51级校友)、施启迈(55级校友)在《中南大学校友通讯》2004(上)发表“湘雅教化刻骨铭心”一文，其中写道：“我们进入病理学教研室当助教时，易涵碧教授当主任，是她和其他几位老师把我们引入病理学的殿堂。易主任在教学、科研和病理检验各项工作中样样带头干，每年利用寒暑假修整病理教学标本时，从历年尸体解剖标本缸中寻找好的教学标本。易主任不管是酷暑或严寒总是带头去翻找标本；她亲自听我们预讲和修改教案；每当她自己上大课，事先总是在自己办公室内沉思备课。我们问她：“您有多年教学经验了，为什么还这样花时间备课?”她说虽然讲的都是熟悉的东西，但每次讲课都要像讲新课一样认真备课，要考虑适当加点什么新内容，内容如何安排或举什么恰当的事例便于学生理解等，因而要下功夫去思考[18]。
易主任不设秘书，事事自己做。1964年学校为庆祝50周年院庆，科研处组织内部印刷“科学研究进展概况——50周年院庆纪念”一书。易涵碧主任执笔“病理解剖学教研组科学研究工作综述”一文，在该书上发表[19]。该文是解放15年来教研组科研的全面总结，据统计完成论文有37篇，译著3篇。在传染病方面，易涵碧、梁英锐先后就活检及尸检材料，对轻型及重型肝炎病变，肝炎的诊断指标，以及肝炎与肝硬化的关系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在专业杂志或全国
会议上发表论文，在协助临床诊断及预后的确定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1955年易涵碧曾报一例比较少见的先天性结核病的病例，最近从网上获悉该文被引用，并且指出该病例是国内首次报道。在寄生虫病方面，冯本澄在中华病理杂志1958年4卷3期发表“9例儿童蛔虫病引起的合并症”一文，冯本澄、孙捷在中华医学杂志1963年49卷1期发表“蛔虫卵性肉芽肿”一文。皮下结节型肺吸虫病在湖南尚未报道，而临床病人常因其长期发热，嗜酸性白血球增高，不易确定
诊断，所取皮下结节送检时，亦常因其病变无特殊病原体可见而不易确诊，因此经林丛对15例活检材料进行形态学的分析，发现均为大量嗜酸性白血球浸润、坏死及有肉芽组织被复的瘘道形成，同时进行临床材料的分析及追踪，发现四例均有吃生蟹史，其中一例且经本院寄生虫学教研组调查，在其家乡发现有阳性中间宿主，另一例作肺吸虫皮下抗原试验阳性，从而证明湖南省有皮下结节型肺吸虫病，这对解决临床及病理诊断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肿瘤研究方面，为了配合全国各地的肿瘤统计工作，1959年本教研组对22年来54379例活检中的10428例肿瘤进行统计，这不但充实了全国有关癌肿调查摸底的调查资料，也对本院及组内科研和教学上提供了自己的资料。统计分析的资料，由林丛整理在成文，署名全教研组，题为“长沙地区10428例肿瘤统计”，发表在《湖南医学院学报》1959年2卷4期。
在调查统计的基础上，林丛、许建晃等对占第二位的鼻咽癌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对鼻咽癌的组织学类型，鼻咽粘膜鳞状细胞化生的形态类型，按组织发生进行鼻咽癌组织学类型的探讨等项研究，其论文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或在本院学报上发表。林丛在中华病理杂志1958年1期上发表“原发性肝癌在临床和病理形态学上的分析”一文。冯本澄1963年在全国病理学会议上发表“38例脑膜瘤病理形态学分析”一文。许建晃、黄友歧：“肝豆状核变性一例报告”一文，
在《中华神经精神杂志》，1957年第二期上发表。
在1964年，梁英锐老师主刀做一例尸体解剖，发现两肺各叶均为实变，不明白这是什么肺部病变，以往见大叶性肺炎，仅某一叶肺为实变。易主任叫全教研组的老师都来到尸体解剖室，观看这例肺脏肉眼标本。后经梁英锐老师研究证实为肺泡蛋白沉着症，他写作“肺泡蛋白沉着症”一文，发表在《中华病理杂志》，1965年第4期，这是国内首次报道该病。
1966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对国家带来深重灾难，许多人受到迫害，甚至毁灭。易涵碧主任也深受其害。1970年她患癌症，万分疼痛，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医院不肯给她打止痛针。教研组的同事去看望她，也被当时军宣队领导在十二教室会场上点名批评。
参加马王堆西汉古尸研究
1972年至1974年长沙马王堆三座汉墓的发掘，是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1972年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发现一具保存非常完好的女尸。湖南省博物馆向国务院图博口电话请示，图博口(即现今国家文物局)的负责人王治秋指示说：“两千年的古尸，这是世界奇迹，尸体和丝织要一并保护好”。
正在省博物馆为如何保护好古尸焦虑万分的时候，1972年5月5日，文物工作者在马王堆墓地遇到了寻找骨骼标本教学的湖南医学院教师刘里侯，经他的牵线，我院人体解剖教研室主任王鹏程教授等来到了省博物馆。从此众多医学专家与这一具西汉古尸结下了不解之缘[20]。
王鹏程教授提出要对西汉古尸进行病理解剖，邀请我们病理解剖教研组参加工作。1972年10月25日，王鹏程和彭隆祥为学校(湖南医学院革命委员会)起草向国务院图博口的请示报告，在报告中提出：“我们建议对古尸进行开颅和剖开胸腹腔，取出脑和内脏器官，再进行病理学、组织学、病原学等方面的检查”。报告抄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文化组。抄送：湖南省博物馆。
周总理1972年11月30日对湖南省《关于马王堆汉墓出土尸休解剖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示：“王治秋同志请邀有关同志和专家再议一次。如同意，即请提出一个工作小组名单，协助湖南医学院进行报告中所提的和追加各项安排和调度”[12]。
1972年12月7日起，国务院图博口王治秋同志邀请有关单位在长沙召开马王堆一号汉墓女尸解剖座谈会，除省里的领导和各媒体单位外，有来自北京、广州等地的专家教授，我院有张世林、李亭植、彭隆祥、吴洁如、刘里侯、袁恬莹、王福熙、曾庆善等同志参加会议。王鹏程教授那段时间在住院治病。
我院成立古尸研究的组织机构。领导小组：组长：张士林，副组长：李亭植，组员：王承德、戈明、刘振时、王鹏程和彭隆祥。下设秘书组、临床组、放射组、化学检验组、病理组织组、病原组和解剖组。病理、组织组：组长彭隆祥，组员：王福熙、曾庆善、黄季良、潘世宬、许建晃和郭娟霞。全院共有42人参加研究工作。古尸解剖小组由彭隆祥、王福熙、曹美鸿三人上台做病理解剖，彭隆祥担任主刀。
1973年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拍一部科教片“西汉古尸研究”，此片经周总理批示在国内外发行。在影片编辑过程中，北京科影曾邀请我院派科学顾问赴京，学校派彭隆祥去北京科影协助。
198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古尸研究”专著，湖南医学院主编，编委共17人，我院参加编委会有李亭植、王鹏程、吴洁如和彭隆祥四人。在专著中，彭隆祥执笔编写“病理变化及死亡原因”及“从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古尸论研究祖国医药遗产的意义”两篇文章。
经病理学研究，发现西汉古尸患有以下疾病：1．动脉粥样硬化症；2．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3．多发性胆石症(胆总管内、肝管内、肝内胆管内结石)；4．日本血吸虫病；5.第四、五腰椎间的椎间盘脱出或椎间盘变性；6．右桡、尺骨远端骨折，畸形愈合；7．左肺上叶及左肺门结核性钙化病灶；8．两肺广泛性炭末沉着；9．胆囊隔畸形；10．会阴二度撕裂的疤痕(说明生育过，曾有裂伤)；11．肠
道蛲虫及鞭虫感染；12．体内铅、汞积蓄。死因分析是由于冠状动脉堵塞严重，加上胆石症急性发作为诱因，反射性引起冠状动脉痉挛，导致急性心肌缺血，推论由于这种情况造成猝死的可能性最大。
1996年美国学者Eve Cookbum邀请彭隆祥参加“Mummies，Disease and Ancient Cultures”一书第二版的编写。考虑到马王堆西汉古尸，与以往木乃伊(干尸)、鞣尸、尸蜡等类型的古尸不同，是湿尸，中国学者在《西汉古尸研究》专著中命名为“马王堆尸”[22]。湖北江陵发现的西汉古尸和荆州发现的战国古尸也是“马王堆尸”类型的古尸。因而彭隆祥、武忠弼合写“China：The Mawangtui type Cadavers in China”一文，发表在“Mummies，Disease and Ancient Cultures”一书上，该书1998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出版发行。(详见本文附件一)
2004年，在纪念马王堆汉墓发掘三十年的日子里，彭隆祥写了“难忘的日日夜夜——记参加马王堆古尸的解剖与研究”一文，在第一段写道：“文化大革命像一场灾难还没有过去，另一场马王堆古尸科研像打仗一样在国内兴起。说它像一场打仗，因为有将帅指挥，有士兵奋战。1972年冬，来自北京、上海、广外[等地的专家教授云集长沙，与湖南医学院(现称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科研人员一道，商讨马王堆一号汉墓古尸的解剖与研究。会上有国家文物局负责人王治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教授和湖南省党政领导亲临指导。我是一个兵，有幸参加这项科研工作，奋战的日日夜夜，令人终身难忘”。
我也回忆起潘世宬教授。“当时在湖南宾馆开解剖前或解剖后的座谈会，有时白天开会，晚上还要开。我们病理研究组的潘世宬教授，一边在忙古尸科研，同时又兼顾已经上马的鼻咽癌动物模型的研究工作，所以她晚上在宾馆开完会返校后，不是先回家，而是先回实验室察看已喂养数月的实验动物，火炉是否生得好，门窗是否关好，否则实验动物冻死了，则前功尽弃，夜间没有饲养工值班的”[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