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玲教授来到病理科

1928年，美国雅礼会代表何钦思、范美玲等重返湘雅。1929年春，身任国家内政部卫生署署长的前湘雅医科大学校长颜福庆，前来湘雅视察工作，并和曹典球、王子玕院长等商议恢复湘雅医科大学事宜，后来任命王子玕博士为湘雅医科大学校长，1929年秋季恢复招生。9月14日，谢陶瀛、黄友岐、胡信德、梁觉如等47名新生正式恢复上课^[11]。

李佩琳，男，1902年出生，辽宁省海城市西关人。他1927年毕业于奉天医科专门学校，留校任病理科助教。1930年至1932年6月，在北京协和医院攻读研究生课程，并担任助教。1932年6月至1937年6月，任南京大学医学院讲师，及湖南湘雅医科大学副教授。1937年至1939年他去英国伦敦大学医学院进修。解放后，他担任中国医科大学病理教研室主任，为一级教授^[15]。他在湘雅医科大学病理科工作期间，曾发表两篇论文：其一有关Lumbosacral mammiform trmour的论文(见中华医学杂志，1936年，50：131)另一篇为有关Neurofibroma，

的论文(见中华医学杂志，1937年，51：664)。   

关于当时的教学工作，黄友岐教授在“漫谈湘雅精神”一文中^[8]，有如下一段回忆。他说：湘雅素来重视实验课。在学生物、物理、化学课时，学生每一次做实验，如果教师认为有哪一点不合要求，就会要求他重做，否则那堂实验课就通不过。记得我们班学习组织学课时，杨克念老师安排我们自己用新鲜的猪、羊组织制作标本，作显微镜下检查。在上病理学课时，每有尸体解剖，学生总被叫去站在一旁观看，由教师讲解。这时，教师总是教诲学生对死者要有一种庄严尊敬的气氛，绝不许可学生有一点轻蔑或淡漠无情的态度。

记得有一次为一个患腹部脂肪瘤的女病人做尸体解剖。在作准备时，有在一旁的某人说“这个尸体比猪还大”，这句话引起一些人发笑。那时，内科主任某(女性、美籍)恰巧也在场观看。她看到当时的这种气氛，就将学生大骂一顿说，死者给我们提供了学习的机会，我们的态度应当极其严肃，并向她致敬。她的这一席话，对当时在场的每一个都不啻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医学伦理课，教育意义是极其深刻的^[8]。

黄友岐系湘雅医学院第九班(1935年毕业)校友，1929年至1935年在本校学习。他所写的漫谈“湘雅精神”一文，给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徐荫棠教授病理工作有声有色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张孝骞教授放弃在协和医学院优厚舒适的条件，停止了进行多年的科研工作，全家轻装南下。回长沙不久，接任了湘雅医学院院长职务。1938年夏，战火逼近长沙，张孝骞为了保存这所已具规模，历史悠久的医学院，不顾美国雅礼会的反对，力排众议，率领全院师生，携带必要的仪器设备、图书，长途跋涉，迁到贵阳，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办学。   

张院长极其重视病理学。他认为：“在学习临床过程中，随时结合基础医学的学习，经常用基础医学原理来理解复杂的临床表现，认识病因、病理、治疗、预防的原理。在基础医学的科目中，病理学与临床最接近，是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之间的桥梁。要学好临床就要先学好病理学。医学生要下苦功夫学好病理学”^[16]。

学校迁到贵阳后，与从南京迁来的中央医院之间，进行难能可贵的合作共事。包括沈克非院长在内的中央医院医务人员均参加了湘雅的教学，而张孝骞院长则亲自率领教师前往中央医院分担诊务，并且各不另受酬金^[9]。张孝骞院长、沈克非院长都大力提倡做病理解剖，还在市内多次开临床病理讨论会。张孝骞院长在1941年3月1日，在学校迁往贵阳改为国立后起草的一份报告中写道：“临床教学主要教学医院的病房及门诊进行，注重个别施教。一年平均有30例尸检，为死亡病例的17％”^[8]。

学校还在长沙时，徐荫棠教授已经来到湘雅医学院病理科。徐教授亲手建立保存病理检验记录档案资料的制度，活体组织检查，从1936年6月16日开始，病理号为937号：尸体解剖的记录，从1939年6月20日开始第一例。活检和尸检记录均逐年装订成册，一直沿袭下来至今。解放前的记录均用英文书写，解放后用中文书写。病理标本徐教授也制作和整理得很好。他曾经对人说，你们想参观病理学科的建设，就到我这里来。徐教授在湘雅工作期间，曾发表两篇科研论文，其一“急性出血性胰腺炎与胰组织坏死四例并发症病例报告”，见中华医学杂志，1944年30：149。为一篇为“伤寒患者血象之研究”，见中华医学杂志，1945年31：301。抗战胜利后，学校迁回长沙后不久，徐教授就离开了学校去美国。   

当时病理科工作人员还有潘世宬(讲师)、李蕴珍(湘雅第16届校友，1942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以及技术员符英武先生等。1939年6月第一例尸体解剖就是徐荫棠教授和潘世宬讲师两人做的。除了病理教学和检验工作外，徐荫棠教授还教医学院学生的德语。   

在抗战期间，日冠封锁我国全部海港，唯一的海外交通靠滇缅公路，因此外文图书杂志来源几乎断绝。学校委托美国雅礼会收集我校订阅的外文期刊，托便人从滇缅公路带来。国际红十字会把英美各国医学杂志极其重要文章摄制成微型胶卷(microfilm)，支援我国。但这些均为量不多，难以满足学校教师和医务人员的求知欲望。在这种“知识饥饿感”的客观情况下，我校一些青年教师和医师自发组织起来，成立读书会，命名为“求真学会”，获得张孝骞院长和王肇勋、谢祚永、吴执中、朱鹤年、凌敏猷、白施思等教授的支持。学会规定每周星期六晚七时在湘雅村校本部会议室开会，每次约4—6人作读书心得交流，时间规定严格，宣读10分钟，讨论10分钟，每次开会不超过两小时。清茶一杯，有时还带几颗花生米或兰花豆以助余兴。据不完全估计，第一年有近200篇论文报告过，并要求将英文主题和摘要交秘书保管。教授们有时也主动做些启发式综合性学术报告。有一张求真学会1943年创建时的合影，看见病理科的潘世宬、李蕴珍两   

人坐在第一排^[8]。

刘树焱医师(湘雅第17届校友，1943年毕业)关于在贵阳的病理教学，有如下一段回忆，他说：我1935年秋进湘雅，直到1937年才离开长沙。到了贵阳中央医院不几个月，就听说病理解剖的内容及其重大意义。当然那时我们开始了病理学课程。并且如医院有病理解剖，我们必得参加。如下午已定有课程，也得从湘雅村出发，步行到中央医院参观病理解剖。晚上自修时间，则补上下午的功课。晚九点以后和次晨六七点钟算是补足晚自习时间。   

病理解剖进程中，必然会有许多新事物发现。这些新事物又会引出些新理念与其他新事物。在这新地方、新环境、新老专家的环境中，时时处处都可以听到新事物、新理念。这样的课堂一切都新奇，从未到过和见过。我们所见的和所听的，随着解剖的进展而增添。我们的头脑，只能随听随记而没有分析消化的时间，当然也就没有记录下来的时间和条件，因为参观者都是一排排的站立着，无记录的条件。   

当时在场的内外科总住院医师(外科谢陶瀛和内科潘绍周)是主持人，也是主办人。病理科的主任教授等只是邀请来的工作人员。因此解剖时间要求严肃、安静，尊敬捐躯者。最后经过病理科研究制作，一二周后还要再开一次临床病理讨论会。这才是这次病理解剖的正式总结。这样的经验总结必然有助现代医学的前进，这是必不可少或缺的重要一^[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