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6年出版《湘雅医院》一书中，有关湘雅医学校、湘雅医院和湘雅护士学校的相互关系，就这样写道：“实际上，“湘雅”三个单位都是在湘雅医学会的统一管理之下，彼此紧密联系，有一支共同的教师队五。湘雅医学校负责对学生的管理、招生、分配，承担前五年的教学，湘雅医院则承担了医学生在校后两年的临床教学、生产实习，许多人既是医学校的教师，又是医院的临床医生。护校的教师则由医学校和医院人员承担，湘雅医院便是这两所学校的教学、实习医院。它们互为依存，医院附属于学校，医院附设护校。在社会上，它们又彼此独立，各自为独立的实体[11]”。在讲述上述湘雅历史的同时，又刊登了当时湘雅的组织机构表，该表与上述1924年《湘雅》杂志上的组织表是一致的，但按现行从左到右的书写方式，现将其表复印如下。
沈嗣仁教授捐献遗体
胡荣琦先生从1914年湘雅医学院开始创办，就在医学院文书室工作，经常记录院内大事，他一直工作到解放初期才退休。1941年9月他在《国立湘雅医学院院刊》发表“湘雅医学院二十五年来大事表(从1914年到1939年)”一文[4]。在该文第7页写道：“民国八年(1919年)四月二十八日，病理教授沈嗣仁病故。沈教授为病理学专家，生前热心教学，不幸在实验室染受伤寒捍菌之侵袭以致病故。沈教授遗言必须其遗体剖验为病理研究之倡，本校员生遵行，现标本尚存病理科。四月二十九日，休业一日，开会追悼沈教授”。
1919年，湘雅医学校本科开办才三年，当时病理学与微生物学合为一个学科，沈教授既教病理学，又教微生物学。他因感染伤寒，不幸病故。他遗言捐献遗体，进行病理解剖，这种高尚的行为，值得后人尊敬和纪念，我们永远怀念这位病理学界的老前辈。
胡荣琦先生1941年发表的文章讲，“现标本尚存病理科”，这标本指沈教授遗体解剖后留下的病理标本，1941年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标本尚存，这说明这份珍贵的标本一直完好保存着，由于抗战这标本从长沙搬到了贵阳。他这句话也说明本校病理科在1919年以前业已成立。
从病理科主任到代理湘雅医校校长
1924年出刊《湘雅》杂志第一期上《湘雅春秋》一文中，在该文《湘雅之教员》一节所列的名单，有外籍教员17人，中国籍教员11人。其中病理教员有3人，即中国人医学博士朱恒壁，中国人医学博士吴医师，及美籍医学博士罗森林。罗森林医师获美国雅礼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24年来湘，任湘雅医院内科医师，兼湘雅医校病理学教员。另有美籍艾德华医学博士任湘雅医校微生物学教员[1]。
朱恒壁医师，男，江苏人，上海哈佛医学校医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医科研究院深造，1920年起任湘雅医校病理科主任[1]、[11]。他精通医理学，兼任中华医学杂志医理学主任编辑，常写论文在该杂志发表，例如1923年3月他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乳腺癌的诊断”一文。
在日本血吸虫病的历史方面，朱恒壁博士也有贡献。1904年桂田氏在日本首先发现日本血吸虫的病原体，所以命名为日本血吸出病。1905年Catto在新加坡坡解剖一例福建籍华侨尸体，在其肠系膜静脉内检获成虫。同年，Logan在我国湖南常德的病人粪便中找到血吸虫虫卵，且被桂田氏所证实。1922年朱恒壁在长沙发现犬的血吸虫病。过去凭上述发现，从而确定日本血吸虫病在我国的存在[13]、[14]。
朱博士又提倡中国人应研究中国药，并且身体力行，在这方面也颇有所得。他1924年夏赴美，专攻药理学，以便回国后，开展中药研究。
从当时有关的报道来看，病理科业务工作很兴旺。在1924年“湘雅医院内科部报告书”中写道：“在1922年至1923年间，内科病院，在本年度中几尽住满，共计出院者887人，死亡者89人，曾施行病理解剖者28人”[1]。尸检率为31.4％，这仅为内科一个科室的情况，从全院来看，做病理解剖的例数会更多一些。
5月12日为南汀格兰女士诞辰，1924年5月12日，湘雅医院举行南汀格兰纪念会，下午二时半至五时半，在医院后面的大草坪开会，表扬南汀之志愿与事功，籍以风今世之护病者，到会人数近二千人。会后并有“院内参观”、“病理展览”、“中国药品展览”及“茶点”等等[1]。可见病理工作成绩斐然，才有实物实例可供展览。
又在1925年《湘雅》杂志第二期的“十三年大事记”一文中写道：“世界著名医学专家克伯士梅勒南两位博士，随眼科大王福克斯博士来湘，在本校院演讲一星期。梅博士专研究神经系，梅博士专研究病理学，吾人饱读名言，于学术上裨益良多[1]。可见当时学术空气很活跃。“1926年，广东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同年胡美回国休病假。1927年1月，美国政府命令所有的美国侨民都返回美国去，胡美一家人也返回美国。随即，颜福庆校长也离校到了武汉，其他教师亦纷纷离去。在此情况下，1927年初，学校宣布春季不能开学，医院停办，暂由仁术医院院长王子玕代管。院、校长相继离去后，由朱恒壁医师代理湘雅医校校长，白良知博士代理湘雅医院院长，曹典球董事长兼任湘雅护理学校校长[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