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伟（1914-1996），江苏镇江人，蒙古族，193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1942年受聘为广西大学讲师，1945年晋升为副教授，1948年晋升为教授。1953年调入中南土木建筑学院，1960年起任长沙铁道学院教授。  

王朝伟从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到一九七九年改正昭雪，整整背了二十二年黑锅！人们要问这些年他是怎样熬过来的，他会说，我是炎黄子孙，那些年谁也没说要把我从华夏的土地上撵走，我便一直没有失去信念，失去希望。人啊，就是靠信念和希望支撑着活下来的。还要具体一点么？他就说：“‘和颜坦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十几年来，我就信守着这个座右铭。”  

是的，在那风风雨雨的年代里，跟与他处境相同的人比较，王朝伟似乎是多了一层逆来顺受的性格。记得笔者在写作这篇文章的第一稿时，曾写了“王朝伟在五七年以后的一二十年里，心里充满牢骚，到处发泄不满”一段想当然的文字。王老先生阅后批道：“这不是我的思想！这不是我的作法！我是从来不发泄的！”三个叹号连用，可见笔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何等地冤枉了他！  

听了王老先生后来补充的几个细节，笔者更加由衷地知错。  

1957年一场反右运动，王朝伟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虽然他明白自己十几年如一日地学保尔，学牛氓，拼命地干工作，根本没有做过对党对社会主义不起的事情，仅仅提了一条“外行不宜领导内行”的意见，还是出于一番好心。可后来听说毛主席有过“用效果检查动机”的教导，便也怀疑可能是自己的那条意见导致了什么不良后果，那么就“罪在其中”了。由于他基本认罪，便没有剥夺他的工作权力，他便乐在其中。  

右派摘帽大会上，有人公开警告他，若不彻底认罪，休想摘帽归队。他心里虽执意“临难不苟”，但话到嘴边还是转了个弯：“不管怎么说，我是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机的，至于效果，可能……”由于他没“变本加厉”，便得到了白天让他给干部班讲课，晚上让他为发展工农业生产写论文的优厚待遇，他便谢天谢地，心满意足。  

“文化革命”中，造反派强迫他劳动改造，他便认为反正不是为哪一个人干，自己的每一滴汗水都是洒在中国的土地上。所以尽管他当时身体羸弱不堪，还是拼命地干。搬运红砖，每担由八块、十块……最后增加到二十块。  

后来他吐血了，被派去卖游泳票，照理正好借机会“疗养”一下，可谁知此时他的心病更比肺病甚：看到那么多的好青年成天一无所获地泡在游泳池里玩耍，他心痛不已。恰好上面下达了战备任务。他想，战时教育俘虏，阵前喊话都需英语，我何不利用卖票之余在毛主席语录中选编一些英语例句送给爱学习的年轻人？于是说干就干，没几天工夫例句就选编了几百条。可是在那“关门论战”的年月里，谁敢去学西洋话？得到的只是一些人的白眼与嘲笑。他却并不以为然。以致后来组织上要他给教师讲英语语法课时，他又把那些“存货”翻出来。唯恐不足，又还补进了一些毛主席没讲过的话。就因为补进了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东西，又一次受到了“革命群众”的围攻。他呢？一面虚心接受别人的批判，一面继续我行我素，利用三尺讲台履行他一个教师给人传道授业解惑的神圣职责。真是惨淡经营，用心良苦！  

一个堂堂正正的教授，一个正正派派的男人。为了一个正大光明的追求，忍受了二十余年的个人委屈。虽然没有干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来，但毕竟没有白吃饭。在那知识分子动辄碰头的年代里，能够做到如此田步，难啊，难！